“(一)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十二、将第十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为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的,按照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

我国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历时近四年。计划编制过程中, 边讨论、边修改、边执行,先后五易其稿。期间,中央领导人对“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7年拍摄的南京大戏院。它也是八仙桥地区重要的娱乐场所之一。上海解放后,曾经改名为北京电影院,1959年改名上海音乐厅

那么怎么画出七维空间里的一条线?我们需要另一个点,但是这个点已经包含了无限,如何再去找另外一个点?那就是另一种开端。

五、将第五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具体幅度和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好了,讲到这里,你其实可以想象出九维空间是什么样了。我们把八维空间理解成那张报纸,平平的。这时蚂蚁君又出现了,不过它已经进化成八维空间生物了,给它一样的任务,要他横跨整个报纸去目的地,怎么办?将报纸再一次卷起来,虫洞又出现了。蚂蚁君顺利穿过虫洞出现在目的地。也就是说,将八维空间继续卷曲,我们就得到了九维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胜利。据统计,1952与1949年相比,全国工农业总值增长77.5%,年均增长21.1%,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当时的国民经济依然十分落后, 尤其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我国的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国,甚至连印度都不如。以钢产量和发电量为例,1952年钢产量中国人均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人均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2949度[1]。关于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毛泽东主席曾经有一段生动和形象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因此,当国家时局稳定之后,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马路”的名声甚至高于大马路南京东路。所以很多场合,上海人更愿意讲它的俗称,而非它的正式名称:福州路。上海开埠前,福州路原是通向黄浦江的四条土路之一。清同治三年(1864年)筑完全程抵泥城浜(今西藏中路),1865年12月以福建省城市名命名为福州路,俗称四马路,缘由前文已详解,此处不再赘述。

作为中国本土居民,上海市民当然不习惯这个有羞辱性的路名,遂以谐音呼作八仙桥街。有了这条街,就有了八仙桥。《上海掌故辞典》“八仙桥”条目:“旧桥梁名,跨周泾(今西藏南路)。后人不明桥名之由来,遂讹传这里曾是八仙到过之地。”由此可见,“八仙桥”这个泛指的地名包括的范围,大体上东至西藏中路,南至淮海中路,西面至少应到嵩山路,北面到宁海西路乃至更北的延安路。

在一幅20世纪初绘制的英日文对照上海地图中,找到了“Neepardoo”,也就是“二摆渡路”的标注,位置与现今江西中路460弄基本吻合。

第一次会谈后,周恩来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等文件送给斯大林参阅。当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中,将我国的工业增长速度设定为年均增长20.4%。斯大林指派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直接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商谈各项具体问题。为了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组,分别与苏方各相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便于同苏方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编制问题。

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理,在共享平台上公布公章制作单位目录,由企业自主选择公章制作单位和领取方式。公章制作单位应在1日内完成印章刻制,并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备案。严禁指定公章制作单位,严禁要求企业前往公安机关办理公章刻制备案。

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以及专项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本决定第十六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按月换算后计算缴纳税款,并不再扣除附加减除费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依照本决定第十七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经营所得适用)计算缴纳税款。

拾遗:杨浦区曾经有一条九台路,东起黄兴路,西至眉州路,现已改名九潭路;豫园内曾经有一条小路以路侧九狮亭命名为九狮路,现已不再使用;浦东南码头路附近曾经有一条名为九胡街的小路,现已无存。

现今黄浦区境内。北起昼锦路,南至复兴东路。长约300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前筑,以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刘玙、刘琛在县衙西立“应奎”“昼锦”“清显”3座牌坊(俗称牌楼)命名三牌楼街,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改为三牌楼路。

“第十四条 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

计划会议成立了以李富春为首的会议领导小组,把各口、各办、各部、各地参加的人员,分成工业、农业等五个组进行讨论。以计委综合局为主成立了一个综合组,负责综合各组意见。李富春说,社会主义工业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把投资、技术、资源、动力、交通等条件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平衡,要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五年计划中安排好,要稳步进行;要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计划,尽可能做到全面安排,使国民经济在各个方面、各个地区都大致各得其所。

与二马路一样,这也是黄浦区核心地区几条东西向主干道的俗称。现名为汉口路。东起中山东一路,西至西藏中路。原是开埠前通往黄浦江边的土路,开埠后租界当局修筑江边至河南中路段,因靠近江海北关,又名海关路。清同治四年(1865年)以湖北地名改名汉口路。沿路有不少历史建筑,诸如申报馆、原工部局大楼、穆尔堂等。

1953年1月1日 胡乔木根据中央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胜利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始筑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东起江西北路、西迄热河路,全长1公里多 (原闸北区境内长度为918米。同治三年至光绪元年(1864~1875年)间,老闸桥(今福建路桥)、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先后建成,苏州河两岸南北通衢,七浦路一带得以发展。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七浦路周边各式里弄、石库门住宅渐成规模。加之交通便捷,更与北站咫尺相邻,故占尽人流、物流之便,易于在各业汇聚中形成气候而成市。1981年4月,又改为七浦路小商品市场,以后逐步发展成以批量销售各类服装为主兼营服装辅料的专业市场,直至今日之规模。

1932年上海环球舆地学会印制的上海战事最新地图中标注的八字桥。注意其左侧用红铅笔画出的是3月1日日军战线

[3]《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拾遗:老南市地区的豆市街东段曾俗称“六大码头”;杨浦区江浦路、盐山路一带曾俗称“六埭头”。

1954年初,毛泽东要求重新编制“一五”计划,他要求从2月15日开始,一个月内拿出初稿,然后由陈云定稿。当时,国家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向主席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多给了5天,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为了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五”计划,党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的八人小组,陈云同志任组长,开始了“一五”计划的第五次编制。

那么现在想想...你是宇宙的中心吗??你是世界万物中的一个特殊的创造物吗?在这些边界外是什么东西呢?有所谓的“边界"吗?请注意,往“下"我们只能走到10的16次方的距离,然后到达事物的边界(我们目前的知识所能到达的边界)...但是往上,我们到了10的23次方的距离然后停下来了...

十六铺的得名由来,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十六家有名铺子”,一说自大码头(复兴东路轮渡口)至小东门外沿江分成十六个地段,称一铺至十六铺。而史家认为较可信的说法是:铺是地片的名称之一,清道光年间,将上海县城厢内外划分为二十四铺。其中,县城东南为十五、十九铺,西南为二十铺,城北为十二铺,西北为八铺,东北为四铺,城东宝带门(今小东门)外,为十六铺,其余铺区均在城厢内。

“个人转让不动产的,税务机关应当根据不动产登记等相关信息核验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时,应当查验与该不动产转让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这也是一处与抗战密切相关的地名。位于虹口和原闸北交界处的柳营路、同心路、水电路的交叉口。八字桥堍通同心路和柳营路,桥呈“八”字形,故名八字桥。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一部从四川北路西侧突然进攻八字桥区的中国守军,十九路军156旅即刻奋起还击,“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激战一个半月,日军多次打算通过八字桥迂回攻击上海北站,八字桥阵地三失三得,但最终直到停战,日军都没能完全控制八字桥。

还是拿“经理的你”和“厨师的你”举例子,厨师的你感觉日子很艰辛,每天油烟呛人,你想成为经理,安安静静在办公室里坐着。怎么办?五维空间中,你可以穿越到你初中毕业的时候,告诉以前的你,一定要继续读书,上高中,考大学,做白领。不过这很费力,而且风险很大,初中毕业的你需要作出不同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时间线,一个不同版本的未来。

1955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1953-1957年)

在虹口区中部。东起辽宁路,西至东嘉兴路。仅长53米。20世纪初筑,原名东新嘉路。1949年后以山西五台县改今名。

宋劭文回国期间,周总理有一天约他晚10点到总理办公室汇报。宋绍文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正忙于处理公务,一时抽不出身来,宋劭文就等在外面,与总理办公室的李琦、刘昂、马列、许明等人漫谈,一直到午夜12点,总理办完手上的急事,才叫他进去汇报。为了使总理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把他们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表交给总理,从图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力等参数, 总理看了以后很高兴。宋劭文在汇报时还讲到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总理对苏联专家讲的“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两个观点很赞赏,认为应该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他让宋劭文把这些观点重复了两遍。宋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关于“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宋劭文说,总理对这句话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8月15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很大,包括工业、农业、林业、军事等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袁宝华回忆:“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提出了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随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由于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出国前,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夹大衣。[1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低维度生物不能意识到高维度空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感觉自己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常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就是沿着时间线向前,这条时间线就是四维空间里的那条线,换句话说,三维的我们沿着四维空间里的时间线向前走。

一是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是统筹考虑了城镇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后综合确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17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每月3900元,按照近三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推算,2018年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每月42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确定为每月5000元,不仅覆盖了人均消费支出,而且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有关部门依法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戒。”

三林镇,虽然地处市郊但现在基本也在大市区范围内,而且知名度较高。三林镇:宋代隐士林乐耕后高分居东林、西林、中林3庄,故名三林。初有东塘、西塘,相距3里,清嘉庆时东塘已寥落非故,西塘发展为三林镇。镇区狭长,一条长街沿三林港北岸伸展,分三林桥街、东林街、中林街、西林街。宋为三林里。明洪武六年设三林庄巡检司,三林庄渐繁荣成镇。

周总理工作非常细致,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逐字逐句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错过。柴树藩回忆这次谈判时,讲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有一个林业部提供的关于我国森林面积的表格,其中几个数字不准确,被周总理发现了。他在电话中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忍!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我对总理的批评是完全心服口服的,并立刻在王鹤寿、李范五等同志的帮助下,核对和校正了所有数字,但对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而感到有些悔恨……”第二天午餐时,周总理端着一杯白兰地特意来到柴树藩的餐桌前与他碰杯,表示了对他的关心和勉励。柴树藩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将总理的批评谨记在心,时常问自己在工作中是否尽了应尽的责任,这使他少犯了许多错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