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亲爱的贝茜》是一本书信集,二战期间男女主人公克里斯与贝茜跨越大洋间的通信记录,生动地还原了两人伟大又平凡的爱情。1943年12月,曾在伦敦北部担任邮局职员的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被安排到北非的利比亚海岸担任信号员,为了度过战争期间黑暗漫长的每一天,他决定给老朋友们写信,其中一位便是老同事贝茜·摩尔(Bessie Moore)。

虽然你不相识我这个朋友,虽然你并不在意回复,但我必须还是要再三给你写信。我给你寄了我编辑的报刊《回归神首》,但你的秘书告诉我你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信件,看杂志的时间则更少。我请求能和你有一次会谈,但你忙碌的秘书从来不在意回复此事。无论如何,我是你多年的老朋友,尽管你不知道我,但我再次给你写信,为了能把你带到符合你的正确位置上。一位真诚的朋友,我必定不能忽视作为阁下您好朋友的责任。

这篇文章称,希特勒“赋予德国政府以尊严和威望”,“不懈努力使德国自力更生”,“为普通民众注入冒险精神”。

历史学家们多次强调,受到诸如自动化和时间管理等压抑性行业惯例羞辱的男性劳动者也开始通过咒骂、酗酒以及在职场里对少数女性进行性骚扰来维护他们的男子气概——这是一种侵略性的保守工人文化的开端,这种文化在新自由主义当政的数十年间已经深入蓝领工人的工作场所。在19世纪结束前,大量男性拥抱了运动和健身,并成立了各种好斗的足球运动员和拳击手的粉丝俱乐部。

在这封长信里,达·芬奇罗列了他的各种技能:制造船上武器、装甲货车、石弩以及投石器等。他同时也向公爵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进攻和防御战术。正因为这样,他不想给公爵留下“战争狂”的印象,所以接下来他介绍了自己的其它技能:建桥、建造房屋,以及制作石膏、青铜、大理石雕像。信件最后,达·芬奇向公爵表示,如果怀疑文中所述任何一个技能的真实性,可以让他去试做以证明自己。

1957 年,德威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招待英国女王的美国总统。女王对美国之行很满意,为彰显礼尚往来的原则,两年后,她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到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England)游访。游访期间,滴面烤饼的味道令艾森豪威尔总统念念不忘。5个月后,女王致信艾森豪威尔,信中附有她做皇室滴面烤饼的秘方。

Feeling industrious, I decided to remove the bricks. In the elevator shaft there was a rope and a pulley, and on one end of the rope was a barrel. I pulled the barrel up to the top after walking down the ladder. And then I fastened the rope firmly at the bottom of the shaft. Then I climbed the ladder again, and filled the barrel with bricks. Down the ladder I climbed again. Five floors, mind you. And I untied the rope to let the barrel down.

1982年,毫无银幕经验的本·金斯利在<甘地传>中扮演圣雄甘地,无论演技口音还是造型,都强大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甚至许多观众误以为是本人~ 来回看下他模仿印度口音,现场朗读一封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信。

在西方至上主义版本的历史里,现代西方成为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保证人。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Sex and Secularism)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观念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并无二致。伊曼努尔·康德以缺乏实践理性、个体自律、客观性、勇气和力量为由轻视女性。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子拿破仑相信女人应留在家里生儿育女。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曾为全球许多国家制定臭名昭著的要求女性服从父亲和丈夫的法律提供了灵感。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赞扬女性,“她们有着重视家庭幸福高于一切的良好见地”,而且,她们“太聪明以至于不会为政治皱起眉头。”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这类偏见帮助排他性的男子气概理想取代了传统父权制。

随着英美建制派内部睾丸素激增,许多书呆子气的记者将自己幻想成了无所畏惧的勇士。彼得森的另一位仰慕者大卫·布鲁克斯立下誓言:“我们会意外毁坏无辜的村庄,耸耸肩膀,随后继续战斗。”

在这本书里,编者介绍了十一位“对他们祖国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包括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她最近也因为拒绝回应“罗兴亚难民危机” 而备受争议),圣雄甘地,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以及——阿道夫·希特勒。

Friends have been urging me to write to you for the sake of humanity. But I have resisted their request, because of the feeling that any letter from me would be an impertinence.

枪杀甘地的凶手所赢得的这种道德威望只不过这场似乎是全球性的男性气质危机的诸多标志之一。即便在所谓的发达国家里,对于做一名男子汉意味着什么,各种被大肆渲染的复古想法也已经成为主流。今年1月份,曾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今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的加拿大励志作家乔丹·彼得森哀叹“西方已对男性气质丧失了信心”,并谴责女性信奉的“杀气腾腾的公平原则”(murderous equity doctrine)。

希特勒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恺撒》。1926年时,希特勒曾在一本素描簿上为莎士比亚的这部悲剧的第一幕绘制详尽的舞台布景图,用预示不祥之兆的布景,暗示凯撒即将被杀死在议事厅中。

How good for us to see each other before I am completely bald! I have some fine little wisps of hairon the top of my head.

The barrel was heavier than I was. And before I had time to study over this proposition, I was going up the shaft with my speed increasing at every floor. I thought of letting go of the rope, but before I had decided to do so, I was so high that it seemed more dangerous to let go than to hold on. And so I held on.

【译者注】:知名印度裔英国作家、《愤怒的时代》(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作者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近日在英国《卫报》(2018年3月17日)上刊发长文,对于现代男性气质危机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指出,从莫迪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到特朗普的核边缘政策,各种有关男子气概的复古想法被大肆渲染,导致全球范围立场保守的男性群体体内的睾丸素激增,由此造成的后果十分危险。1969年出生的潘卡吉·米什拉被誉为是爱德华•萨义德的继承人,他擅长以超越地域观点评析政治和文学,他的写作大多呈现西方文明下的东方世界变革,其犀利的观点、别具一格的叙事和构思方式,经常引发轰动和热议,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

今天,现代西方这些威严的男性制造者们正被迫反思很多事情。较之于以往,男女同性恋者更加自由地爱其所爱并与其结婚。女性期望在职场、家中和床上获得更多的自我实现。特朗普的手里或许握有最大的核按钮,但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以及旧式大规模制造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技术和自动化可能带来淘汰那些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威胁——这在西方是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Letters Live书信朗诵活动由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发起,目的是向书信写作艺术和精神致敬。活动中,名人受邀在现场观众面前阅读那些“理应受到更广泛关注”的书信。曾经朗读过的书信包括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遗书、印度领袖甘地写给希特勒呼吁和平的信、伊丽莎白二世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康饼配方、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发出的电报,以及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写给“我的好朋友罗斯福”的信。

希望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富有争议的是,自从9/11事件以来,狂热地追求男性气质已成为西方公共生活一大特征,并成为了那位吹嘘自己的生殖器和核按钮、多次向女性伸出咸猪手的美国总统当政的预兆。《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努南在9/11事件发生数星期后欣喜若狂地写道:“从9/11的灰烬中产生了男子气概的美德。”今天欣赏彼得森“豪言”的努南,当年曾为“有男性气概的男人、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重新出现喝彩,比如小布什,她曾多少期望他“会撕开衬衫,露出胸口巨大的‘S’(超人标志——译者注)字母。”虽然这类激情迸发在当时是极为寻常之事,却帮助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不知所踪的小布什重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有冲劲的总司令(他变得过度自信,以至于打扮成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并夸赞托尼·布莱尔“有种”)。

当然,如果男人否认或者轻视他们在这个本身面临灭绝危险的星球上跟女人共享的脆弱性经历,那么他们将会浪费掉这场最新的男性气质危机。男性力量将依旧令人恼火地难以捉摸,倾向周期性危机、崩溃以及恐慌性的重复认定。在一个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哪怕表面上有权势的人也被丧失和取代的幽灵纠缠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理想,一种命令和控制的幻觉,一种驾驭天下的幻想。男性气质这件由繁重角色和不可能达到的预期制成的紧身服,已经变成为巨大痛苦的来源之一——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不仅仅是为了理解眼下这场全球性危机,这也是为了看到解除这场危机一种可能性:即从担心自己不够男人这种荒谬但又造成严重后果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你很容易就能明白你的一些政敌如何攫取你的印度和英国朋友,故意欺骗你,并且损害你多年来艰苦斗争所获得的成果。你想让在印度的印度让和穆斯林达总体上能统一,但是他们却耍阴谋诡计破坏你的工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搞分裂。你想让印度获得自由,但是他们却让印度永远得依赖别人。你想要做一些能提高班吉人地位的事,但是即便你生活在班吉克隆尼,但是他们仍然堕落为班吉人。因此,这些都是错觉,当事实如其所如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得把它看成是神送来的信息。神通过驱除困扰你的错觉来帮助你,通过错觉来帮助你认识到真理。

这类复仇心重的男权主义者民族主义是德国人在19世纪初首创的,他们首先勾勒出打造极度健美的人民或者优等民族的愿景,并热情拥抱诸如体操、健美操和瑜伽等典型的现代体育锻炼形式,以及诸如裸体主义的时尚。但直到19世纪结束,肿胀的人体才作为一种力量的显而易见的、排他性的男性美德的“自然”化身出现。随着西方各个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程度进一步深入,拥有财产的农民和自雇工匠们迅速变成为缺乏个性的上班一族和专业工作者。马克斯·韦伯在1909年曾警告说,由于“理性计算”被奉为新神,“每个人变成了机器上一个小齿轮”,而且可悲地痴迷于变成“一个更大的齿轮。”现代性铁笼里的工人阶级男性越来越丧失其原有技能和自主权,所以他们试图用大块肌肉来体现它,从而确保自身的尊严。

国内最近上了一档季播的书信朗读综艺节目《见字如面》,请了许多明星来朗读这些旧时信件,颇有情趣。

在《泰晤士报》印度版的报道中,还指出印度的一本高中教科书中,竟然有一篇名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

四天后,林肯亲自回复了这封信。林肯很感谢她的来信,并且告诉她他没有女儿——只有三个儿子。他还说,留胡子也许会被认为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但1861年,在林肯途经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的时候,格蕾丝·比德尔竟真看到了一个新上任的——留胡子的——总统。

我在纽约保险公司买了一份意外保险。按照条款,如果发生事故,公司将每周赔偿我25美元。眼下我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而无法工作了。

“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是一个寻常的信件用语,当它放在 1939 年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的开头,就意味深长了。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烈火战车隆隆滚动,二战还没有全面爆发。

该中心名字源于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维森塔尔,一名犹太裔奥地利籍建筑工程师,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后来致力于追查纳粹党人,搜集他们的证据。

第 一封信是邀请金参加支持一个户外集会。在信中,马尔科姆·艾克斯对金说,如果身为资本主义者的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Kennedy)和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俄罗斯领导人赫鲁晓夫(Khrushchev)彼此都能找到共同点,那他们俩肯定也可以。马尔科姆·艾克斯还提 议,如果他不能亲自出席,可以派一个代表过来。

I carry an accident insurance policy in the New York Indemnity Company. By terms of which, the company agreed to pay me $25 a week. During such time as I was prevented from working because of an accident.

1937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考古研究所举办“堕落艺术展”,他却则美其名曰 “我的恐怖会所”

里芬斯塔尔(右)长期效力于纳粹政府,她导演的《意志的胜利》和柏林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都成为法西斯宣传工具

做一个男人或做一个女人,总有许多种方式。来自世界上极为多元的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持续揭示着生物构造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链接,男性气质与充满活力的男人之间,或者女性气质与被动的女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英国殖民主义者憎恶地发现,印度人尊崇诸如迦梨(Kali)那样好战而且性欲极为旺盛的女神,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像克里希纳(Krishna)那样吹长笛的游手好闲者。大量的印度文学作品为性别无常的男人和女人作证,精英和民间的传统都不乏雌雄同体和同性性爱的题材。

贝茜热情温暖的回信照亮了克里斯平静的生活,一来二去的几次信件往来迅速点燃了彼此的热情,两人深陷爱河无法自拔,而且彼此非常清楚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激情。一年后,两人开始谈婚论嫁,尽管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

这场危机始于何时?它为何似乎不可避免地是全球性的?在撰写《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一书时,我开始认为一场持久性危机正悄悄接近现代世界。它始于19世纪,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转变:农业和农村社会被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所规定,而后严格按照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被组织起来。而这场危机今天之所以看来是普遍性的,则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时,西欧和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织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之网已逐渐覆盖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

该出版社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仅自身忽视了领导者本身的目的和社会影响,并过度放大了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还通过出版这一行为教坏了自己国家的花朵。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已经警告要留意女性这种“不断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力量”,“像攻无不克的军队那样攻占新领域。” 作为肌肉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最初倡导者的施莱辛格,出于对“被阉割”的美国男性及其对“受压迫者的女性化迷恋”的愤怒,渴望美国历史上“是男子汉且从不对此进行反思”的“拓荒者”。

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和他的儿子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之间关系紧张,通常归咎于道格拉斯(别名“Bosie”波西)与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同性恋情。随后,王尔德因为此事有伤风化被判入狱两 年。他身处雷丁监狱(Reading Gaol)的时候给道格拉斯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以“De Profundis”为题且作为散文发表,题目的意思是“自深深处”,从中反映了道格拉斯的背叛和王尔德的懊悔。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书信,诉说的是或感人或有趣的故事,《见字如面》让小编想起了英国的“书信阅读会”,英国人对书信一直情有独钟,至今仍保留着“书信阅读会”的传统,其中每年的“Letters live”就是英国的一大阅读盛会,吸引了各界明星大咖们前来参与,他们或朗读自己为某个活动写的信或者读别的名人的信,有些重要纪念日则读一些经典诗篇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