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的境遇而言,地球本身便是无垠太空中的孤岛。孤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的处境。孤独并不意味着沉沦和自弃,而应该被理解为责无旁贷的承担。它既可以作为一种矿藏来挖掘,也可以作为一种自由来运用,还可以作为一种恩赐来接受。然而,只是由于缺少真正的面对、欣然的接受与深入的走进,孤独才变得杂草丛生,荆棘遍布。占领这种蛮荒的孤独,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承担命运的全部可能;还需要潜入寂寞的底部,去叩开通往大同的玄关之门,让本源之水涌流出来,完成对自身尘垢的洗涤,实现人性与天道的贯通,与生生不息的大气打成一片。在那篇题为《鳌山》的七律里,钟芳接下来写下了这样豪迈的句子:“华夏封疆分徼外,斗牛光焰直天中。似嫌川渎涓流细,独向重离阅会同。”诗句体现了岛民极高的悟性,显出了与万物融为一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圣哲气象。岛屿所象征的无依无傍、无所把抓的状态,可以被理解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住、不执着。在涅槃之前,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弟子:要以自己为岛屿,以自己为皈依处,做到“弃身于无倚”。这种依空而起的自立,体现了大雄的气概,是真正的不败之立。

毛作为政治领导人对文学的介入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文化立场。实际上,有一个事实,就是从红色革命文学生成到文革时期,文学从书写内到书写外,最后直到丧失自己的地位,沦为政治的附庸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仓皇的童年,我曾经三次和家人一起逃亡,到山里去躲避警报中随时可能登陆的海啸,当地的说法叫作逃水。有一次还是在半夜被拎起来的。在政府组织下,临海数十万民众拖家带口,挑着锅碗瓢盆与帐篷被褥往山地转移,拥挤在风尘滚滚的路上,如日本鬼打了进来。七十岁的奶奶死活不肯离家,说她老了,活着没有用,还拖累子孙,就让潮水把这身朽骨收走好了。虽然最终只是虚惊一场,但幼小的心,从此对这个岛屿总是放心不下,老有一种随时被淹没的恐慌,把人从梦中惊醒。记得在村子前的水边钓鱼时,偶尔会有海棠树叶子飘落到水里,上面爬着几只蚍蜉,完全是一副焦灼不堪的样子。看着它们,我便联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岛民的身世。

●海之所以为海,非海自己的意愿,因地势低的缘故,在默默无闻的日复日的积累中,无可奈何成为了海。海笑看百川争流,因百川争流的最后依然还是归于处低位的大海。满而溢是海运动方式,这就是海的气势,来时汹涌澎湃,气势磅礴。这是道家的精粹。

这种蔬菜早在1200年就已在比利时首都Brussels栽培,故名。菜名中brussels的首字母现在有时仍大写。

不惟从大陆渡海过来的人有如此心情,岛上的人面对这道海峡,又何曾不是心生畏怵。“鹏咮高骞吸晓虹,却怜孤绝自为宗。舆图垂尽地千里,峰势半开波万重。”(钟芳:《鳌山》)明代崖州诗人钟芳的诗句,写出了天涯海角之地的荒远。由于海峡的阻断,海南岛一直被认为是徼外之地、化外之地,江湖之远到此算是尽头了,庙堂因而也变得高不可及。这里是逃避暴政与战乱、苟且偷生的好去处,也是退出庙堂、归隐田园、养性修真的好地方。岛上有不少家族,是逃避战乱从大陆迁移过来的。还有一些家族,却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九死一生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海岛天高帝远,云淡风轻,并非进入历史现场建功立业的场所,也不是历史正剧上演的舞台,它充其量不过是排观众席,而且是最后一排。在这个位置上看到的剧情,不论是深宫密帏里的暗斗,还是沙场狼烟中明争,都已经虚实混淆,真讹难辨,而且与进行中的历史也不同步。作为岛民,谁都意识到,对岸那边遥迢的中原腹地,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才是建功立业的天地、造化自身的熔炉。就连他们深山老林里采集到的花梨、沉香,海底捞上来的珍珠、砗磲,还有夜里唧唧复唧唧织出的锦被,也不能孤芳自赏,要供奉到庙堂之上,才显出不同凡响的意义。在他们观念里,海南岛这条船,锚定是扎在对岸的;海南的重心不在岛上,而在海平线的那一边的庙堂里。过海,过海,跨越海峡,对他们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也是生命成长面临的一道深坎,而这道坎,唯有天上的雁鹤才可以轻易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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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躺下已睡不踏实。紧闭的眼睛,仿佛穿透了屋顶,看到南太平洋蓝黑色的、飘着巨大云朵的夜空。从任何意义上说,复活节岛都是人类在地球上分布得最遥远、最与世隔绝的角落。这是“玻利尼西亚大三角”(Polynesian Triangle)最东的尖角,向东距南美大陆将近4000公里,向西距最近的一个太平洋小岛1500公里(离稍微大一点的大溪地则有3200公里)。来之前我们就设想,到了这个面积只有116平方公里的火山岛,既可以在西海岸看日落,又可以在东海岸看日出。岛上唯一的小镇安加罗阿(Hanga Roa)位于这个三角粽子形状的小岛西南,紧傍西海岸,是看日落的好地方,看日出则要跨过小岛到东南岸去。可是昨天傍晚骤起阴雨,西天满是深厚无边的黑云。没看到日落,可别错过日出。从酒店到最近的东海岸,只有5公里多一点。昨夜就商量好,今晨 6点起床,跑步到东海岸,在那里等候日出。

在墨西哥南部居住着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纳瓦特人(Nahuatl),tomato一词就是源自纳瓦特语(Nahuatl)tomatl的。番茄原产于南美,可能于16世纪上半叶由墨西哥传入西班牙,西班牙语吸收了纳瓦特语名称,称之为tomate。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人误以为该词也像许多西班牙词一样,应以-o结尾,遂改拼作tamato。约在1830年之前,大多数美洲人原以为番茄有毒,不能食用,因此一度称其为wolf apple(狼果)或wolf peach(狼桃)。旧时tomato有个美称,即love apple或apple of love(爱情之果)。一般认为此称产生于误译。西班牙人从南美引进番茄之后不久,又将其输出到摩洛哥。意大利商人又从摩洛哥将其带往罗马。意大利语称之为pomo dei Moro,相当于英文apple of the Moors(摩尔人之果)。当时欧洲人将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教徒,包括摩洛哥人在内,统称为“摩尔人”。法国人从意大利引进番茄时,误意为意大利语dei Moro(摩尔人的)相当于法语d’amour(爱情的)。于是,“摩尔人之果”成了“爱情之果”(pomme d’amour),英文apple of love是由法语翻译过来的,故有此名。时至今日,番茄的德语名字依然作Liebesapfel,其字面义即为“爱情之果”。由于这一误解,再加之番茄本身鲜艳夺目,无怪乎欧洲青年一度将其视为爱情的象征。

第三,崇高的悲剧感,中国从来都有英雄演绎悲剧留史清册的美好传统,他们很好的把反抗旧体制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以指“花”的英文词只有一个,这就是blostm,即现代英文的blossom。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源自拉丁语flos‘flower’(花)和法语单词flour于13世纪进入英文,以后演化为flower,并逐渐取代了blossom。因此可以说flower是源自拉丁语flos。英文中还有不少词和这个拉丁词有亲缘关系。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花神Flora(福罗拉)和美国的州名之一Florida(佛罗里达)都源自flos,还有flour(面粉),flourish(茂盛),floral(花的),florid(绚丽的),florist(花商,种花者)等词也均源于此。

人总不能一直走下去,总会有一个地方适合你扎根,你总会建立起自己的马孔多,这个马孔多因你而生,也随你离开而无。每一个家族都有一个灵魂人物,家族成员因他而聚集在一起,他的存在维持着家族的繁荣昌盛,经久不衰。布恩迪亚就是这样的存在,他是马孔多和家族的王。在他逝世后,马孔多和布恩迪亚家族因惯性而保持着昌盛,但衰败的势头已产生。但这先兆并不是谁都能看到的,上校看到了,意识到人性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那个抛下妻儿肩扛猎枪上战场的时代,所以上校把自己关在作坊里,思考着这些变化,在沉寂孤独的岁月中,第一次确信没将战争进行到底是个错误。年迈的乌尔苏拉感到了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调教失败,她怪罪于某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只能模糊地想象为时代的逐渐衰败。凝聚的人不在了,那么也只剩下散了,有些分支被繁衍下来,有些分支被融合,被淘汰。

原产于中国,后经古波斯国向西传到地中海地区,最后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古罗马人将桃子称作Persicum malum,字面义为Persian apple(波斯果),因为罗马人最早见到的桃子是从波斯进口的。后来,罗马人将malum‘apple’这部分省略了,简称之为persicum‘Persian’。该词几经演变,到了法语变为pêche,最后进入英文,进而演变为peach。

人们往往将此花与一则古希腊神话故事相联系。阿多尼斯(Adonis)是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Aphrodite)所迷恋的美少年,打猎时被野猪咬伤致死。他身亡后,阿佛洛狄特痛不欲生,冥王为其真情所动,特准阿多尼斯一年之中复活六个月和她相聚。在阿多尼斯血染的地上开出了一种美丽的花,这就是常见于森林地带的anemone。anemone源自希腊语,其词根anemos意为“风”。古希腊人注意到这种植物常常生长于多风之地,其花又似为风所吹开,故以anemone为名。据此,anemone在英文中亦有windflower之称,汉语通称为“银莲花”,俗称“风花”。

这是一家玻利尼西亚传统风味的餐厅。对于从圣地亚哥飞过来,知道复活节岛仍在智利国境之内的人来说,不大容易理解自己其实已经身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南美迥然不同的一个区域,到了南太平洋玻利尼西亚群岛文化区的最东端。尽管有人提出复活节岛的古老居民中可能有一小部分来自南美大陆,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确信,在荷兰人罗格文(Jacob Roggeveen)于1722年复活节这一天 “发现”并登陆该岛之前,岛上社会的文化和语言只能溯源至玻利尼西亚传统。国际上研究复活节岛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有太平洋群岛研究或玻利尼西亚文化研究的背景。事实上,复活节岛成为智利版图的一部分,要晚至1888年。

仇虎一家被封建老爷焦阎王杀害,仇虎本人也被送进监狱,他的前女友也被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取走。应该说,戏剧一开头仇虎刚从监狱里面逃出来,杀气腾腾是激奋人心的,毕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通过回忆的手法使过去的仇恨在今天更加鲜明。

时代变迁着,人也变化着,然而哪怕异乡生活的再好,总有一天你会忍受不了孤独,回到你最初离开的地方。一度死去但难以忍受孤独又重返人世的梅尔基亚德斯,不知所措逃避现实的阿尔卡蒂奥,征战一生选择遗忘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经历过香蕉公司大屠杀侥幸活着的阿尔卡蒂奥第二。不管怎样的兜兜转转你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小说里大概就这几类题材,散文诗《野草》的题材也大概是写一个前驱者内心的大寂寞和孤独,以及矛盾心理。至于鲁迅的杂文,主题差不多是批判现实,如那些叭儿狗,或者对文化界的论争进行回击,还有对革命烈士的鼓励赞扬,如对刘和珍的悼念,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峻,以锋利的匕首刺向早已烂成脓包的封建主义,《如我之节烈观》。内容方面大概可以粗略概括成这样。

汉语学名“唐菖蒲”,亦称“剑兰”。在古罗马人看来,此花的穗状花序及叶子形状与竞技场上斗士(gladiator)手上的剑十分相似,故以gladiolus称之。它是拉丁语gladius(剑)的指小词,含有“轻剑”(small sword)之意。gladiolus的英文别称sword lily和汉语别称“剑兰”或许也是这样得名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饮马雷州,兵锋直指对岸的海南岛。尽管此时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土崩瓦解,而解放军南下一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但面对风波不定的琼州海峡,身经百战的将领还是心意徊惶。幸得韩先楚、邓华这样神勇的猛将,当即决断,才在台风降临之前抢滩登陆,与岛上的琼崖纵队应合,一举荡平了岛上的穷寇。

2002年第3期《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杂志发表了保罗·莱恩伯德(Paul Rainbird)的文章《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吗?——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与太平洋群岛环境变迁》,在上述质疑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太平洋群岛为整体语境来观察复活节岛的生态变迁史。与亨特-安德森不同,莱恩伯德认为不是人类在适应环境,而是环境在适应人类。人类一直在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太平洋群岛的人民在千百年间一直在改变环境以求生存,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不能生存。既然改变环境是生存之道,那么复活节岛怎么可以例外?通行于玻利尼西亚其他岛屿的历史法则,自然也适用于复活节岛。以生存为目的而改变环境,并不意味着一定导向生态灾难。太平洋群岛其他地方同样经历了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生存需求的重大变迁,但并没有导致生态灾难,也没有发生社会溃败,为什么要认定复活节岛是一个例外呢?

有些事情,如果结束在美好的那一刻,那么记忆里的那首歌,就会变成美丽的旋律,每当音乐响起,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可是如果,ending是不开心的,那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不会陷入当时的难过。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个人的ending都是悲剧,或许从一开始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的结合就是个错误,导致七代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所以在罗德里戈被蚂蚁吃掉,奥雷里亚诺破译羊皮卷之后,才会出现一场龙卷风,让一切尘归尘,土归土,恢复到马孔多建立之前的样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而你却找不到你曾留下的痕迹。

我的家乡名叫丰塘,从村子朝任何方向迈步,都将走入汹涌的大海。对于鱼类而言,大海是辽阔的田园,是无数条道路的穿梭与汇通;但对于无腮的哺乳动物,大海是窒息的深渊。出生在岛上的男孩,基本上都有水性,像我这样家在海边的更是如此。三五岁的时候,大人兴致一来,就把你拎起来往海里扔,恶作剧般的看你在浪花里扑腾,待你呛上几口咸水、快要没入水下时,才把你捞上来。反复七八个来回,把黄疸都呕出来后,你便学会了游泳,而在相互打赌较量之中,就有好的水手脱颖而出。然而,在这一带半渔半农的地方,尽管几乎人人都通水性,每年还是有人溺死在海里,而且死的多是游泳好手;还有人出海之后不再回来,也不知所终。岸上守寡的妇女也相当常见,她们头上缠着的布巾,是银环蛇的纹理。当然,在海上失踪之后还能回来的奇迹,也偶有所闻。1960年代,莺歌海镇一艘渔船到北部湾钓红鱼,几个渔民落入越南人手中,生死不明。八年之后,船长独自摆脱越南人的监控,从集中营逃出来,历尽千辛万苦,鬼一样回到了家乡。他回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扛一把锄头走上沙丘,将自己的衣冠冢挖开,放了一大圈炮仗。

在人类自造生态灾难的叙述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复活节岛,地球岛》

●中国术数预测学来源于天象学,如太乙、奇门都属天象学的范畴。随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观地形、地象也能预测天之变化,如看到地上蚂蚁搬家,就知道天要下雨。在历史长河中,这个以地象为主参照物的观点慢慢形成了地象预测学。如八字预测学,六爻预测学,都属地象学的范畴。

●八字作为地象预测学的特点。第一,重月令。八字四柱,年日为阳,月时为阴,因为属阴,所以月令与时没有自己的天干,如月亮自身并不发光的,是借太阳之光而亮。包括月的干从年干遁出,时的干从日上遁出。第二,大运从月的干支中排出。第三,年日主阳,主变化,为断事的外象;月时属阴,主内因,为事体。

全世界被禁十大影片之首的《索多玛120天》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变态的一部电影,也是一部深刻剖析人性之恶和政治之恶的影片,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在影片中极力挖掘人内心的丑恶,电影的写实手法令许多镜头都难以容忍。

林舜亮的诗歌很别具一格。他特别擅长运用具体事物来传递一些特有的感觉,并将一些人生的感悟与对现实的反讽、世道人心、自然印象混杂其中,组成一种特殊的富含多重意味的风格。如“活着时/默默无闻//死后人们将你的声音/解释成大海的呼唤//这是命运的不公/抑或苍天的戏弄”(《螺号》);“浪花是极少数勇敢地/甩脱了水域束缚的水//不管出自碧海蓝湖/还是乌江浊流/只要是浪花绽开的瞬间/便会带来花的惊艳剑的锋芒//活跃在水的高层/给沉闷制造恐慌和动荡/一朵浪花熄灭了/另一朵会立刻绽放//这些水的精灵/永远未曾令人失望”(《浪花》。这些诗表面上是写一些具体的东西,但在更深一层,它是写命运、生命、人性等这些深刻的事情,它们之间的界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一直都在,就像林舜亮自己,在喧闹的诗歌现场,你看不到他,但他一直都在,从不缺席。

所以,现实的黑暗一片又一片,放眼看前三十年,为人生这一派作品内容,女人不能和自己的丈夫正常生活,需跑去给奴隶主喂养孩子《为奴隶的母亲》;人们寄托希望,改变命运的战士被杀了,连他的血也要给他所救的人下着馒头吃掉《药》;抗战的领导人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实乃以政治为名义的骗子《华威先生》。现实主义一脉在30年仍是主流,发挥文以载道的精神,可见文学在内容上虽然试图以西方自由和民主精神来拯救中国,但在文学本身精神的独立性方面,文学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政治依附性。

《金锁记》,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卖油坊的女儿,少女时期七巧其实是一个充满野性气息的姑娘,她健康美丽,有辣妹的风味儿。可是不幸,姜府的老太太派人提亲,所要嫁的人其实是一个机器。也可以说是一具活尸,一个活泼泼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男人,也不知道她这个丈夫到底有没有语言能力,张爱从来没告诉我们,这种省略其实颇有意味。

如同梅尔基亚德斯提前预言了与遗忘相继而来的这一命运一样,爱,信仰与精神,在忘却的花园里,沼泽遍布。

从餐厅出来,我们和拉普告别,他祝我们在拉帕努伊过得愉快,我们祝他身体健康,希望还有机会见面。雨已经停了,西天黑云散开,露出深蓝色的天空,可是太阳早已沉入太平洋。

他向政治靠拢的过程对于政治统一、政党巩固政权来说是必然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痛苦的。

拉普在考古上最为人熟知的一个贡献,是发现摩艾石像的眼睛。此前复活节岛所发现的800多个摩艾石像,都有深深的眼窝,研究者以为石像本该如此,不知道眼窝里还会填充其他附属物以表达眼睛。所有的石像都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早期欧洲访问者即使看到的全是倒伏的石像,可根据石像倒伏的姿势,推测石像原先都是面向岛内而背朝大海,也根据附近散落的褐红色圆柱形火山熔岩石雕,推测石像头上本来叠加有附属的帽子,但他们对石像的眼睛却毫无了解。

巴金的小说重点是三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随想录,至于五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属于历史意外。在巴金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又分为前期和后期。

●别人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唯自己能改变自己。因人的改变是自我意识的进化,其它的人与事只是周边环境对自我的影响

另外他太小心眼,他爱曼贞却不问曼贞到底爱谁,两个人在一起永远模模糊糊,猜猜躲躲,悲剧就出来了,这种猜心的游戏,范柳原和白流苏干了很长时间,想一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再出现一个比白流苏更富魅力的女人,那么白流苏可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待价而沽就泡汤了,所以说这些悲剧还是告诉我们,该含蓄时大家可以适当含蓄,但是该明朗时你也别太那么的东方。

林舜亮,生于福建省东山岛,漳州市作协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作散见于《星星》《福建文学》《天津诗人》等。诗作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6卷》《中国百年诗人新诗精选》等。著有诗集《站在波峰的浪花》。

有些人会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地方,只干一件事情,而有些人会迁徙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马孔多的建立完全是个意外,要不是布恩迪亚杀了普鲁邓希,给两人留下良心上的烦恼,他们也许不会开始翻越山脉之旅。是不是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有留不下来的理由,一如阿尔卡蒂奥?

对今天的公众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这正是许多人描述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事实上,从达尔文以来,孤绝于世、生态独立的岛屿,常常被研究者当作“微宇宙”(microcosm),是具备可控条件的历史实验室。复活节岛就提供了一个绝佳个案,被视为观察人地关系的实验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态环境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以来,复活节岛的历史越来越被看作一部人类破坏生态最终毁灭自己的启示录。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 《复活节岛,地球 岛 》(Easter Island,Earth Island),作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和新西兰古气候和古环境学家约翰·弗棱利(John Flenley)。以此书为榜样,许多研究者和作家都以同样的论述立场,把复活节岛的历史当作当前人类社会的前车之鉴。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 《崩 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书中专为复活节岛的沉痛教训辟出一章的篇幅。